文/白影

“青春的花开花谢，让我疲惫却不后悔。”

卢中强将吉他轻轻拨响，时隔十几年后，沈庆再次唱出了这支当年感动了无数人的歌。这次即兴的弹唱并不在活动计划之内，却让在场的文艺青年们铭记住了这个原本普通的周日。10月17日的单向街，“博出位”本年度最后的一次活动，在这个寒冷的下午，两个热爱音乐的老男人用民谣为大家取暖。

“民谣从台湾过来的这么多年，我们总觉得他是小清新，老把他看成一个文艺青年。而现在，民谣变成了更多的可能。”

这番话出自卢中强之口。卢中强的身份有一大堆：曾经是华纳唱片的音乐制作人，为老狼写过《关于现在，关于未来》，为叶蓓写过《卡门》，自己也有一首校园民谣的成名曲《七月》。而现在是十三月唱片的老板，旗下有过万晓利、苏阳、谢天笑、川子等艺人。对很多人来说，隐匿在这些歌曲、唱片和歌手背后的卢中强，像个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而另一位嘉宾沈庆，则是文艺青年们许久未见的“好朋友”。当年唱着《青春》的沈庆如今已经告别音乐圈，转行广告界。但他最近又与民谣发生了小小的联系。一出场，他就忙着将这些行程向大家汇报：

 “‘民谣在路上’，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三场，青岛我参加了，上海的MAO有两场我参加了，十月下旬在太原的一场，我也会参加。”

沈庆所说的“民谣在路上”，正是卢中强和他的十三月联合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筹划的系列民谣演出。这个系列演出另外两位幕后推手分别是榕树下的CEO张恩超和总编辑王小山。从校园到路上，民谣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，他渐渐从风花雪月的文艺青年，成长为有骨骼的汉子。“榕树下民谣在路上”历经了十七个城市的巡演，也变成了今年的著名文化事件之一。

繁荣背后的空虚

从很多方面来看。2010年堪称音乐的春天。

这一年里，全国各地的大型音乐节呈现出一股井喷的态势。而各种中小型的演出也体现出欣欣向荣之态。光“民谣在路上”巡演一年中就做了17场。摇滚大拼盘“怒放”票房更是过了千万。

让更多人看到春天临近的，是互联网传播力量的迅速崛起。“像豆瓣网、虾米网，以后会产生市场细分的可能。”而近两年来如燎原之势的微博更让卢中强看到了希望：“你看现在微博已经让诗歌重新火了起来。”

这些景象接二连三，几乎让人应接不暇。然而在卢中强看来，音乐市场的繁荣表象背后，却是整个音乐产业辛苦死撑的事实，民谣音乐也亦是如此。

“实际情况是不乐观的。现在真正的商演很少。”卢中强以“民谣在路上”的演出为例：“即便在盛大旗下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支持之后，我们才勉强做到收支打平。否则几乎是做一场赔一场。”

卢中强将整个音乐演出市场定义为“以台湾塔尖产品为主导的市场”。他用“又爱又恨”描述自己复杂的感情。“恨”的是，华语唱片为主导的台湾唱片体系良莠不齐，地方保护色彩强烈，误导和伤害了内地的唱片体系；而“爱”的是，台湾真的出大师，“比如说胡德夫，他第一次来北京演出是2005年。那场演出是我投资做的，他的现场让我们太震撼了，挤得水泄不通。那一场演出中，胡德夫听了刚签约十三月唱片的苏阳，也很吃惊，赞不绝口”。

在卢中强看来，内地民谣音乐的丰富性远远大于台湾。“就像新疆的玛木尔，蒙古的杭盖，云南的山人，这都是具有世界水准的民族民谣。“

然而让卢中强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台湾除了出大师，还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细分市场，再加上发展的自由度更大、时间更长，音乐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。“反观我们，音乐基本上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。”他不由地感慨：“在当代艺术中，音乐是处于最弱势地位的。”

“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谁在消费音乐？还有多少人在买实体CD？因为CD卖不动了，只能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做一些音乐植入。我们在帮三国杀做的营销，有一张纸牌，用的就是谢天笑的异形唱片，发行了5万多张。12月会发行的《十三月唱诗班》，我们会把民谣和诗歌做更好的跨界，现在已经做好的作品有马条和盲克的《向日葵》，张小波和秋野的《熊猫》，以及万晓利和李亚伟的作品等等。利用跨界的方式，拉动一下音乐整体的低迷。”

实体唱片的日薄西山封死了唱片界的一条最大财路，但最终仍绕不过盈利模式四个字。

“这个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盈利模式这么绝望的行业，所以精英必然流失。我们身边不乏大量好的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转行，有卖猫的，有卖台湾卤肉饭的。”

“还有现在观众们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理性的消费习惯，为看偶像可能一下能掏出几千块买票。但是更多音乐节、livehouse、小剧场的演出，票价绝不能超过150元，不然以豆瓣为主要聚居地的大量文艺青年，都会有怨气。大量的商演，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节庆式免门票演出，是在是九牛一毛。主导政府节庆演出的官员获取音乐的途径，是在他们的车上，所以他们司机的音乐审美决定他们的信息获取。这些官员，极少可能上豆瓣，上微薄。通过视频获取音乐的信息，大多来源于中央三套，《星光大道》选出来的艺人，商演机会和收入大大超过湖南卫视选秀出来的艺人。所以现阶段，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总趋势，就是形式大于内容。

指望现在的音乐节这样的东西盈利，没有什么可能。指望线下演出，也挽救不了这个产业。模式化和公平公正的版权分发渠道，才是挽救这个行业唯一的可能，”

 

黑暗之光

不是没有人尝到版权分发的甜头，沈庆在九十年代就有过一段亲身经历：

“1995年的时候，台湾的唱片公司找到我，说巫启贤要翻唱你写的《寂寞不是因为思念谁》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没有办法，拖了两三个月，台湾唱片公司通过音著协，当时是王立平老师是头，找到我来签词曲的版权。后来一个大姐和我讲，他觉得我这个还挺好，她说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你就签吧。我就签了，两三个月就收到了大概7万或者8万的版税。”

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人都这么幸运。目前大部分的音乐版权分发体系，收费的渠道都极为不透明。“比如说音著协、音集协，光从卡拉OK这一项，这三年多已经收了一个多亿。迄今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分发体系。以百度为首的互联网音乐免费下载，更是几近毁灭了这个行业。”在卢中强看来，音乐人个体维权意识的淡薄也助长了渠道“掠夺”的气焰。“如果每个人都能死磕，硬到底，环境会大不一样。明年，十三月唱片将会与一些大渠道死磕。”

选择“死磕”的音乐人之中，也有李志一份。

“李志自己做了一个官网，凡是试听和下载他的音乐，爱给一元给一元，爱给一百给一百，一个月也有3万多元的收入。”虽然卢中强戏称这种形式为“用户怜悯心”式盈利，但李志的网站获得良性循环是不争的事实。

这种音乐人自觉自发的尝试，让人们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音乐产业焕发出的微光。然而卢中强强调，无论是靠用户自觉性还是靠怜悯心，这类手段只可能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。“真正的还得靠行业公约。”

虽然民谣演出举步维艰，但是沈庆从这些演出中看到了希望：

“我讲‘民谣在路上’在上海的那一场。在上海MAO，现场很壮观。我目测大概有1300到1500人到现场，很多人8点就去，演出9点才开始啊，演到凌晨一点半，几乎无人退场，不可思议。”

这些热情的观众无疑为民谣的未来带来了希望，卢中强对此也认同：“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了，你不消费CD，可能你会消费音乐节，你会看到Live House演出。”

对音乐产业更多的畅想，还在日益兴起的网络渠道上。“就像Last.fm那样，能给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，也能为创作者支付版税。”而国内的虾米网和豆瓣网，也正在这条道路上摸索着前进。“同时我们也想象着，音乐从台式机过渡到手机3G后，无比广阔的模式化盈利前景。”

让卢中强坚持做下去的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可见的进步与希望，还有民谣音乐背后无法言说却震撼人心的力量。与沈庆那一批校园民谣歌手的浅吟低唱截然不同，如今的民谣音乐更有力量。“民谣现在有很多现实批判和开启民智的功能，而且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好。”卢中强说起这些也越来越信心。

虽然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卢中强都在诉说着音乐产业的困境和商业上的艰难，但卢中强对民谣的期望用“商业”一词远远不足以囊括：“‘民谣在路上’，这是我做起来的一个方向，也许商业上并不成功，但是我会留下一些东西，积极的东西。”